探索石羊河发现民勤人—柴尔红老师关于民勤环境问题的文集系列(二十)

季风中国的农耕思维与草原文化

(中国之谜—关于世俗秩序的误区)

作者:柴尔红

中国的地理位置处在欧亚大陆东侧太平洋西岸世界最大的季风区。这个季风区的最大特点是夏季受西太平洋副高季风和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吹来暖热湿润的气流,与西部北方的冷空气交锋,降水多植物生长旺,冬季则受大陆高压西北风干冷气流的控制,在光热南移的同时,水份也少。这只是一个大趋势,实际是季风气候下夏半年水热配合对植物,尤其对人工种植的庄稼农作物的生长,水热的配合并非均匀适量,恰到好处,水的变率非常大,洪涝、干旱、严寒酷暑、梅雨、伏旱、霜冻、干热风、沙尘暴就是表现。因为影响季风的因子有大气环流、洋流、气压、海陆分布、地形高低等各种复杂的多变因素。

受这种自然地理条件的决定,中国季风气候下的天然原生植被更具有耐旱、耐涝、耐寒、耐热、抗冻、抗逆性强的特点。季风到来的早晚,季风规模的大小强弱,季风退去的早晚快慢,自然选育了中国各地野生植物的优良品性,千百万年的生物进化使得中国大陆的野生植物在干、冷、旱时一片枯黄凋零,光热水足时立即生机勃勃。在东部的湿润区,从东北、华北到江淮、江南、华南是这样,在从东往西的水份递减带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历来人们常说:“雨热同季”,这正如“地大物博”的说法一样,只是一种大形势,对于生长着的生物个体生命,对于植物庄稼,太阳当头照,季风环流变化了,一周不见水,一月不见水,三月五月不见水,“雨热同季”的概念就是笼统空泛不着边际啦!从东往西看,草原带原生的针茅,荒漠区的灌草类,在寒旱的年份、季节、月份里,死黄一片,毫无生机与希望,一旦季风使得水热的配合好转,立即返青,突然冒出长高,种群更杂。处在西北干旱地区的一年或多年生植物,那怕是很少的水分,几天的时间就能使它们鲜绿发亮,还有好多野生植物根本就不靠籽粒繁育,进化成以地下走茎或根茎无性繁殖——它知道环境与机会给它的条件,它懂得如何保存延续生命。而把湿润区的植物移到干旱地区,照传统粗放的方式,生产同样的干物质,收获种子,将几倍几十倍于原生地的耗水量,地下部3—8倍于地上部,甚至30倍于地上部的原生植物被人工灌溉的浅根植物代替,将付出巨大的能源、资源、环境、生态的代价。这就是中国农业开垦生产的单一籽粒食物系统的代价。那些旱区的农业垦殖活动,从古到今无不以失败告终。从来一说到农业,就只有开垦开荒的农业生产,草畜业就是耕地的牛,凡与这不一样的,就是另类异己,被排斥、逐远、否定、改造。“天朝大国”积累了深厚的排斥、封闭、自给自足文化心理。

草原文化适应了中国这种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天然植被生态特征,赶着牛羊驼马追逐水草,游动轮牧,利用粗草茎叶组成一个食物系统、能量流动系统,并形成了一个文化系统。历史上草原文化首先不开垦而是人移动,移动的人不除去原生植物,而是遵从了自然的节律,不断到遥远辽阔的天边寻找牧场,敞开胸怀接纳了被农耕清除、排斥的原生植物,坚决反对汉人开垦、打柴、伐树。汉人觉得牧人懒,不勤劳,老飘忽不定,草原人认为固定的汉人才懒,才是罪过滔天,看到听到某一处地方汉人在开荒、掘地、堵水、修渠、打活柴、除草根,像在割自己的头颅般心疼。草原上的原生植物不但更耐旱耐盐碱抗风沙寒冻,而且干物质中储藏的营养矿物更多更全更益于强健的畜和人。

草原文化更多表现了对大自然规律的接纳包容和适应尊重效法。兴安岭到多瑙河、北冰洋到南方森林地区都是他们活动的天地,它是视野开放、心胸开阔、天人合一的,在干旱半干旱区深深地加入了人只是自然链条上一个节的往复循环圈。皮毛肉奶粪火天葬毡帐,重生轻死贵强壮贱病弱,认为“吃肉还肉”是人生的德性,汉族的农业人能接受吗?对鹰的崇拜让人想起美国黄石公园的狼,人的角色、人的食物系统进入这样一个生态系统,哪有生态的人为退化?生态学的食物链上,有利于草原植物兴旺的是肉食动物的平衡作用。也没有汉人农业文化中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沉重,而是怕人太多太聚集,草场承载不起,又留下垃圾污染,不能均匀地给草地施肥!草原文化中家的观念是蓝天白云青草大地,日月山川河流全是家,农业人认为关紧大门的小小四合院才叫家,现在就是更小的叫楼房的笼子;草原文化认为天地太阳雨水绿草就是财富,农业人认为收获的籽粒进了仓的粮食,进了院子的耕牛、机械、家什、钱财才是自己的财富。

季风东亚决定农业收成的除人的劳动,还有风调雨顺的天气气候的配合。由此造成农耕民族祈盼心重,狭小的土地,稠密的人烟造成工于心计,视野狭窄心胸窄小,世俗事务性的窝里斗是非多关系复杂,谋略权术擅长,压抑扭曲也多,虚伪的掩饰,伪道的假面具不胜枚举,从“说谎的文学”到“圆满的戏剧”再到今天的瞒报、造假、浮夸、政绩、掺水。对真实的世界一直是遮遮掩掩,还说草原上的人野蛮、落后、不开化、不文明缺心眼儿。草原文化在残酷的人生和严酷的自然条件下,脱去了虚伪的矫饰做作,心计、谋略、权术再好,也得赶着畜群去找牧场,天上不会下牛奶,生产生活造就草原文化协作多整体观念强,自由洒脱,直率奔放诚实守信恶偷盗,在向大自然有限适度索取的同时,时时处处不忘回报、感恩、保护,汉族人向往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草原上的常态。收留救助扶困是惯例。

农耕思维首先要死守在一处地方坚决开垦,要除掉原生的植被,改种自己认为能收获籽粒作为食物的庄稼等“有用”的植物,米面谷物等碳水化合物组成一个食物能流系统,形成一个文化系统。长满原生植物的平原、黄土、草原、高原非得进行人工改造开垦辟荒,认为寒冷、干旱、荒凉的蒙古高原、贝加尔内外、泰加林雪原是“无用”之处,圈一道墙隔在外面,任他马背牧人猎人谁怎么着去吧!树木就是盖房修殿家具柴火棺板。从兴安岭到伏尔加河,考古证明匈奴人到蒙古人不是不想以少的土地养活多的人,但自然规律使他们以流动开放的心态理解此路不通,所以,历史上哪怕是纠合起来冲向周围湿润的农业文明区也不开垦,无论季风弱的干旱,还是季风强的洪涝都得游动,如同今天潘帕斯的旱雨季,阿根廷的牧人不断移动一样。浩如烟海的中国正史不可能去客观平等公正地记录传承真正的草原文化,只说沙场作战如何如何文成公主王昭君如何如何……欧洲也有“黄祸”一说。

农耕思维以人固定下来建家园从而对植物的选择、排斥开始,走向自给自足的封闭,从汉朝的长城修到明代的边墙,但白登之围到土木堡之变却毕竟发生,互通有无的商贸,系统异质的耦合是人为不能阻止的,阻止的结果必然导致开放,历史上是或北方民族南下,或茶马互市,今天是改革开放。农耕思维从秦汉的重农抑商农本商末到新中国的以粮为纲、“割尾巴”、牧民不吃亏心粮,在斗地主分田地后,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生产队学大寨包产到户,一直强调的是谷物粮食。近几年也有退耕还林(草),却又只顾了种树忘了生态与气候、经济的协调,要么开荒种田,要么植树造林,原生的植物草地业,就是不重视。机关单位、学校、城市,非要把原生植物斩草除根而后快,再引进洋的外来的耗水耗电耗人耗物的植物。农耕思维从历史上的蔑称胡狄夷蛮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朝贡怀柔和亲与战争多于平等的融合尊重,清末的闭关自守,建国后的一味排外,农耕思维维护的同时又羁绊了中华民族二千六百年,从郭沫若说八旗子弟入关是异族对中国三百年的祸害到建国后在东北、内蒙、宁夏、甘肃、天山南北、青藏、西南山区的开荒,农耕思维单一的谷物籽粒生产使中国的自然生态被摧毁的同时整个民族身体素质下降,文化的多样性丧失,排斥心、世俗性被进一步强化,缺少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接纳和探究冲动,纷扰于人世人俗人伦政治,陷入为分配寻找秩序的误区而无法从窝里搅中自拔。但北方的强悍毕竟一次次把新鲜的物质和文化血液注入中华文明中。恐怕这才是5000年文明得以延续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可为什么中国历史的主流部分如此死守“农本”不放呢?

原来,华夏的先民首先利用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冲积平原上良好的水土光热,加上远古时,处于历史时期的气候温暖湿润期,于是形成广大的农耕带,如安阳、邯郸、齐鲁江淮等林缘处排水好的稍高处。经过漫长的衍发融洽,到战国时呈现了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百家争鸣的时代,但总的特点是靠集体的力量辟草殖谷曰农。由于强势生态系统对弱势生态系统形成位差潜势,于是农耕文化西进。在列国争锋中,地处西边的弱国秦的王者臣子们欲图强,这时一个来自东方韩的一个叫郑国的人,原意欲以浩大的水利工程耗竭雄心勃勃的秦的国力,但势得其反,在旱区关中平原的水利工程反而使秦更具国力,与李冰在成都平原的都江堰遥相呼应,为秦这只饿虎欲东下扑食平添了双翼。汉随秦规,农本商末,集权专制大一统之,强国之梦在冷兵器人力搏的时代,因为农业而在很少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而粮草丰裕,兵强马壮,强悍而漂游不定的北方匈奴最终败在农业帝国丰厚的积累中,开疆拓土,屯田戍边,长城绵延是必然结果。

若干年后,自然地理的生态环境,决定这些军屯必定以荒废为结果。秦灭六国靠灌溉农耕,汉败匈奴靠农耕扩土,这两件事是中国历史、政治、文化和自然生态变化的转折点,产生了巨大的后世效应。普天之下的王臣,率土之滨的王土,方可留下回旋的广阔备份。从此之后,在少数专制统治者和深谙儒学人间世事的谋划者看来,只有农民最容易统治。“归心于农,则民朴可正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安乡重农,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一年四季祖祖代代让他自然地整天终身劳作,安顿固定在一狭小土地上不流动而困之辱之,则纲常的秩序才有保证,我等才能安然放心,才能把握控制,世俗的等级划出劳心、劳力、治人、治于人的层次秩序,于是留下定边、安西、武威、惠远、镇南、抚远等文治武功的人文地名,以远播文化的威德,世俗的秩序,人间的榜样,还有农耕改造后大自然的沙化、退化的自然景观。

在季风气候中,决定籽粒农业的收成,光热不变,最无常的是水,马克思在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社会时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个不受限制的权力能保证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在这里雨水与农耕、水与龙王、与真龙天子君权神授自然相联,“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儒家的三纲五常,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配备了完整的文化精神支柱。纲常的伦理道德从农业人的自然天伦延伸开来,把即成的社会组织体制宗教化,其秩序、结构本身的运作机制、效率和方向不说,“家天下”的特权集团利益不断被水利农耕等生产过程强化,盘根错节,回光返照。对结构本身不作创新的盲从,绞杀了人的活力和社会的活力,农耕社会的农业思维一直延续二千多年。

造成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缺少宗教哲学科学层面的信仰升华,飞不起来,站不高看不远,非常世俗化的传统极其深厚。对“天”对自然无法穷究。有条件要农耕,无条件硬造条件也要农耕,古代是求 雨盼雨,治水灌溉,龙王庙龙图腾,兴修水利,皇恩浩荡,风调雨顺,现代就是引水、地下抽水,水坝截水蓄水。战天斗地以粮为纲,备战备荒。山地、丘陵、旱塬上巴掌大点地方吊身攀岩也要开耕,不顾天的规律地的实情,只有固定的人的意志在单一方向上的盲目扩展,耕来耕去,季风大陆上原生植物铲除,季风的变化又无水干旱,水多洪涝,于是,水土流失,石漠化,泥石流频发,草原带表层下的砂性基质坦露,风沙四起,经济发展的资源、能源、环境、人口成本直线上窜,自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这就是自足、选择、排斥、封闭的农耕思维的必然结果,这就是今天的现状与历史的渊源。
在中国的历史上,那个“不受限制的权力”不需要什么道理,道理就是生与死。有水,水适宜就生,没水,水过量就死,那水的适量是上天的恩赐,龙王的喜怒,今天我们终于清楚是季风的变化无常。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央专制、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无一不与由季风气候造成的旱涝的自然变化紧密关联。兴修水利,抗干旱防洪涝,天上的水,黄河的水、长江的水和由此而产生的植被生态、土地、资源、人口、环境等综合问题主导纠缠了中华文明,于是就有走西口、闯关东、下江南、出南洋的民生之路。劳心的治人者先关心的是人伦政治所确定的分配原则,然后才能抽暇顾及民生,甚至有孔子斥责他的学生过问种庄稼的事为小人之喻,君子应关心纲常礼制。我们当红小兵时,批判这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剥削阶级寄生虫思想。

但历史的惯性并不因科学的进步而同步更改,那个权力横着过来时,中国普遍的反应是三种:一是忍着,只要能活下去就忍,将一切归咎于自家命不好;二也是忍着,但钻研琢磨潜规则,想尽办法熬成有权者权更大者,拍马、政绩、权钱、官商、官煤是例子,上学的儿郎,高校扩招,考研、公务考试的门被挤破是例子。越来越多地占有社会资源——上爬,才能越来越多地占有自然资源——竞争的实质。控制了更大的范围,控制了更多的人数,保险系数才越大。这就是与杜能的农业区位,韦伯的工业区位相类似的政治区位论,政治聚集效应,它在中国表现得更突出更强烈。欧洲当年的城市化,更多表现了对人的解放,生产力的解放,生产关系的调适,而中国的城市化与历史上封建专制的传统结合,人的权势威风,人的惰性、享乐、寄生,人的劳心与劳力,自然资源的集中、掠夺抽血,乃至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更多一些。上爬的过程是不断将自己曾经忍受的一切加倍地赏给后来者、无辜者,如此循环而已!

之所以卧薪尝胆是源于心中的不公不平;三是依然忍着,然后找机会寻求体制外的权力,比如黑社会、武侠义士,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偷盗,黄赌毒,等贵贱均贫富的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夺富济贫和今天的恐怖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伊斯兰教这种宗教特别适合东方,适应平民手工业和游牧的阿拉伯贝都因民族,少数市民阶级富裕起来了,他们享受着荣华富贵,对遵守“律条”满不在乎,而处在边缘的广大普通下层劳动者却以嫉妒渴望的眼光看着他们的财富和享受,这时就会出来一个先知,一个马赫迪,发动一场净化信仰的宗教圣战,之后便将富有者的财富作为对自己的回报和奖赏,又过了一百年,他们又处在被自己推翻的背教者的角色,这时又会出一个先知,马赫迪,又会发动一场净化信仰的圣战,戏又从头演起……所有这些都由经济原因引起,这些运动即使在获胜后,也把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保留下来。这样,一切都照旧,冲突成为周期性,而在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人民那里,宗教外衣只是作为推翻旧经济制度的旗帜和掩盖物,旧的体制被改造了,社会大踏步前进了!这不是黄炎培先生总结的中国历史的周期率吗?在这种周期中,大自然的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早已置之脑后了,随之,大自然在一旁开始说话了,各种自然灾害不断出现,初看是天灾,实际上天灾背后是人祸,人祸的背后是上爬的冲动,上爬是没有公正、平等,是世俗人间的等级制造了祸害。暴暴相易、窝里穷斗的历史该改一改啦!绕在人间世俗事务中没完没了而耗尽脑力、竭尽心力的日子该结束了。

听说北欧一些国家人们心平气顺,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也和谐,人间的秩序合理了,人们才关注自然,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明哲的中国人也说:不均之患甚于寡。中国季风气候下的乡土植物更坚强,而欧洲海洋性气候下降水均匀充沛的植物较娇弱,反是从古到今的欧洲并不单一靠谷物粮食开垦,即使中世纪的农本经济中,也是畜牧的成份大,毛纺织还导致产业转型,多样性,开放性远远大于东方大陆的中国。中国的草地农业终将会走出误区,熬过艰难,生存下去,季风退去它苦苦挨着,季风吹来,它一定会兴旺起来。

中华民族一定会再次新生,突破旧的传统思维定势,找到新的生存发展之道。

自然生态再生的前提是破除几千年汉族农耕思维中认为蒙藏是落后,不开化,而自己农业人才文明进步的僵化正统习惯;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贯穿的就是可持续“科学发展”“循环经济”。破除几十年来认为发展就是人的物质需求不顾资源、环境、生态和社会利益的均衡而任凭无限增大、不断满足的迷信。文化知识界再生的前提是破除“学而优则仕”“书中黄金屋”的官气、霸气、横气、骄娇气。

历史上的草原文化被汉族单一农耕思维鄙视、排斥、改造而不是尊重,茶马皮毛驼道商贸业被重农抑商到“割尾巴”人为打压,怕商贸活动动摇皇权破坏权威。放眼北望,彼得改革后俄国的皮毛商对西伯利亚的开拓和中国农耕主流认为那寒冷荒凉无用而收缩排斥封闭构成强烈对比。曾经的边疆危机中苏交恶中美对峙,及今日的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的矛盾无不打上农耕思维封闭自足的烙印,除农耕生活的外部世界总让人感到陌生、恐惧,得防范。而元蒙时的凉州会盟,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八旗子弟远征噶尔丹后对达赖、班禅的册封,承德山庄的外八庙,又何尝不是强劲蓬勃的草原文化产物!今日中国的版图,除中原农区外,更大的范围是哪种文化为基础的产物?世界大国的地位难道没有草原文化的功劳?嗄达梅林到乌兰夫都反对开垦草原,历史上每当草原文化主导北方时,就没有人为的生态恶化,而农耕文化西进北上必然生态退化。

我们从农耕思维中能明晰看出:在那么一种“官本位”的社会人文的巨大背景,弥漫遍处的文化传统和氛围体制下,中国既便有再多的资源,再大的环境容量,再好的生态环境,再繁的动植物基因,再美的江河山川,也会被由此而产生的无底洞所吞没耗尽糟踏光污染完。因为人们关注的是地位、名份、官职、级别、等级的大小,和由此而决定的对社会资源自然资源的分配、调动、享用、消耗,中国的沙漠科学很发达,中国的荒漠化问题也最严重,只有农民、牧民像中国橡棋上冲在最前面的兵卒一样,在风沙干旱中觅食发财,粗放地耗尽水资源,支撑着社会的整个食物系统。诸如大拆大建、楼堂馆所、宽马路大广场之类的大项目、大动作、大手笔,依旧在政绩炫耀的豪华排场,摆阔的虚荣正如当年西太后以军费修颐和园一样。干旱区的“虚拟水”也罢,人类的“生态足迹”也好,流向了何处?每个具体的社会阶层具体的人占用了多少?历史的惯性和现实的面貌产生的对资源、环境、生态的掠夺、抽血,强势对弱势的抽血、剥夺、不公,才是生态、资源环境的难症,蒙藏等民族就是历史上被驱赶到寒旱区的弱势人群,正如今天城市化工业化中被“发展”的主流所边缘化的人群一样,已经处在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下游,还更进一步被不断排挤。古今中外无数仁人志士探索努力的问题,在今日再次以生态、资源、环境的方式凸现。“虚拟水”“生态足迹”的研究不能也无法回避这个问题,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是不可分开的。单纯从自然层面研究生态、资源、环境问题是全面的。

华夏文明几千年末曾中断,它的长处同时伴着劣势,这让我们想起福祸相倚的古老哲学。新中国一度时期把中原农耕文明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自然劣势也就紧跟到了极致,一说农业,就是粮食生产,到处开荒,草畜业草地农业被边缘化,现在除了商人的奶业利益外,还是末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实施。恰好是最穷困的甘肃和贵州两省是农耕文化的两最重灾区,一个是固定的人对干旱草原,河谷绿洲,黄土丘陵开垦最历害,一个是石灰岩山区被开垦最厉害,忽然兴起了植树,就是不接纳原生的灌草植被和草地农业,今日中国虽以占全球7%的耕地应对着22%的人口,但在生态文明日渐深入人心的今天,进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势在必行。改革开放近30年演变,我国人民的食物构成已经悄然发生改变,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989年的228.69千克,下降到2003年的164.62千克,而城镇人口口粮消费量则进一步由1989年的133.9千克下降到2003年79.5千克。与此同时,奶肉蛋菜果等副食的消费量则成倍大幅度上升。谁来养活中国?不是光靠传统的农业开垦籽粒生产的粮食,也不是耗粮型的养猪业,而是天地人和谐的牧草牛羊业,草地农业。

热力学第二定律说,在一个系统中,如果没有物质、能量、信息的不断补充进来,这个系统将逐渐被耗散衰竭,系统的混乱度不断增加,熵值不断增大。生命就是跟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抗争,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不断吸取物质、能量、信息流的过程。这种抗争是不断减小成本费用代价,不断增大效率的过程。首先要降低的是社会运作的成本,才能增加自然资源利用的效率。政治权力、政府权力必将转型为公共事务的组织者、协调者的责任法制权力,必将转为公开、透明、公正、精干高效,彻底抛弃恩赐惩罚或死捂硬遮严盖的非正常健康状态。中国人对利益的追逐也必将走向光明、合法、坦然、令人心服口服的道路,而不是权钱、官商勾结的朝富夕败。人与人和谐了,人与自然才和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环境保护是一回事,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普遍共同的和谐,资本主义才是不和谐的根源。资本主义一来到世界就是以无限地追求利润为目的而不顾其它,以此完成所谓“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

几百年的运行充满了无限的贪欲而没有自律与他律,在内部,在世界各地激起人更大的无限欲望,放任人的欲望在科学技术支持下,无限扩张,从而产生人的灾难,人的异化;这与自然资源的有限环境容量的有限产生根本性的冲突,人与自然无法和谐的同时人与人更无法和谐;而社会主义社会则可以共同的意愿通过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矫正市场经济的弊端,把生产增长的基础建立在对资源的循环和提高利用效率上,而不是扩大低效率的消耗,从而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又实现人与人的和谐。能源、资源、环境空间的宽幅就那么有限,但产业链可以不断加长,利用效率也可不断提高,这就是出路、办法。绿色可持续的政治、文化是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绿色可持续的基本前提。如果中国不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领袖,必然是近代史上“技止此耳”的角色,别人当然不会侵略,而是自己没路,或者出“中国威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体制的转型,管理效率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解决中国的能源、资源、环境、生态问题提供了广阔美好的前景!社会主义曾把中华民族从灾难深重的深渊中救了出来,今天我们依然以坚定的信念发出从容自信的宣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建设好中国建设好世界。社会主义的强大组织力,社会动员力号召力是人类文明向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保证。

我从沙漠来,治沙到北京,治沙不在沙漠中,治沙的关键在城市。

曾几何时,“天朝上国”的皇权意识,除了居高临下的炫示,恩威德武的远播等“假大空”外,并无民生的实际内容,正如郑和下西洋等无数例子。至于民生,具体的生产,在内部基于等级,早有一套完善不变的分配原则确定之,你去奋斗地位,你去争夺那些级别就是了反正泱泱大国有的是财富。经历了穷困的人格外渴望富足,遭受过鄙夷的人格外渴望被人尊敬。窝里搅和一团后,财富总会分而光之。这是中国荒漠化、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垃圾成山等资源、能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实质根源和关键障碍。今天出现的问题,表面看似乎在自然层面,实际是几千年这种特有的中国文化的一种再次外化物化表现形式罢了!

社会存在是客观的,我们不能归咎于哪一个或哪几个领导人,也不能归咎于哪一届或哪几届政府。这是中华新文明诞生前的坎坷与阵痛。伴随着这些坎坷与阵痛,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来临,“惯性”毕竟是惯性,并不代表发展的趋势和未来的方向。今天的商业发达,市场繁荣,农税改取,户藉放活,食物结构的改变,并没使国家失去秩序,失去稳定,而是新生,复兴,走向新的和谐文明。今天的中国,人口得到有效控制,生产生活的物质丰裕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没有的,温饱小康等困扰人们数千年的民生难题正在被破解。由此,与其说我们在解决人口、发展、环境、生态、资源能源和中国人食物系统的新安全问题,不如说我们在创造一种以和谐、平等、公平为主题的人类新文明,与其说我们在创造新文明,不如说我们在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回归精神的家园,寻找灵魂的归宿!
中国是中国人的家园,地球是地球人的家园,每个真诚的心灵,每个希望把中国的事办好,人类的事办好,地球的事办好的灵魂,都在行动。我们没有任何放不开想不通的理由,只有共同的意愿:爱自己的家园,经营好她。
“我有一个梦想”。

最后总结全文:

季风气候水无常,    固定狭小是非多,    社会主义新世纪,
农耕籽粒雨适量,    排斥封闭内耗大,    公权集权换目的,
龙图腾,官本位,    同质轮回朝和代,    重建天地人和谐,
益损中华几千岁。    思维枯竭系统衰。    中国环球变村庄,
低效落后物资乏,    专制残渣个人欲,    村民自治未曾忘,
公权强权垄断压,    重复中外历史剧,    灵魂漂泊还故乡。
看级别,定分配,    压倒环境承受力,
失平等,缺尊重,    天灾实为人造祸,
对人对物对自然。    窝里穷斗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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